文|浮漁說娛

編輯|浮漁說娛

提起侯為貴這個名字，或許有些人會陌生。

但是提到“小靈通”，相信大多數人都會非常熟悉，甚至不少人都用過。

在2004年的時候，“小靈通”手機突然火爆全國，累計用戶已經多達6000萬。

如果按照當時每月20元月租來算的話，“小靈通”光是憑借月租就能夠月入12億。

而“小靈通”背后最大的受益者，正是陜西富豪侯為貴。

1、

幼年的侯為貴是不幸的，他的不幸在與出生于1941年，那個相對比較混亂的年代。

但同時侯為貴也是幸運的，他的幸運在于出生于陜西西安。

在這個年代，陜西、山西兩省對于基礎教育的重視，在全國范圍內也算是排的上號了。

也正是因此，侯為貴在年幼的時候，才有機會進入學校學習。

在這個年代，能夠讀書認字的機會非常少，侯為貴也格外珍惜這個機會。

直到1949年，神州大地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，侯為貴也再也不用擔心生活問題，可以安心讀書。

也正是在這個時候，侯為貴的學習天賦終于得以顯現。

他從小學開始便成績優異，上了初中之后更是獲得“小學霸”的稱號。

在1955年的時候，年僅14歲的侯為貴便考入南昌大學。

不過在這個時候，南昌大學還沒有整合完成，各個院校還都以單獨的身份存在。

而侯為貴，則是就讀于師范學院。

盡管侯為貴就讀的師范學院并不算是國內一流學院，但是在這個年代，但凡是能夠大學畢業的學生，放在哪都是寶貝一樣的存在。

更何況還是師范生這樣既受人尊敬，又能夠最大限度提高一地師資力量的存在。

所以在侯為貴1959年畢業之后，就被分配到西安一家中專學校擔任老師。

與現在不同，那個年代能夠在中專擔任老師的人，都是文能在實驗室搞研究，武能上手修機器，是將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存在。

侯為貴能夠勝任，可見其扎實的能力。

不過侯為貴這個老師并沒有當多長時間。

1969年，隨著國內教育環境發生變化，侯為貴所在的學校也被轉為西安691廠，專職從事與航天相關的研究與生產。

而年僅27歲的侯為貴，也跟著搖身一變，成為691廠的一名技術工人。

之后侯為貴憑借過硬的實操能力、以及扎實的理論基礎，一步步從技術工人走到車間主任，又從車間主任到最后的技術科長。

只能說，是金子總會發光，有本事的人不管干什么都會有所成就。

如果不發生意外的話，侯為貴都以為自己會一輩子與技術打交道了。

但唯一不會發生意外的，就是意外本身。

很快，一個天大的機會就落在了侯為貴的頭上。

2、

1978年之后，691廠的技術也要進行轉變。

當時錢學森老先生說，要求691廠也要跟進計算機芯片制造的研究，以及與其相關的半導體技術的研究。

不過此時無論是芯片制造、還是半導體技術，國內都不算先進。

想要研發出國際上一流芯片的話，就必須要先學過國際上的一流技術。

侯為貴臨危受命，被委派赴美引進設備、學習技術。

不過，侯為貴此行的結果卻不太理想。

首先，此時國際上各家對于半導體技術尤為看中，能夠被侯為貴學到的也都是寫皮毛，真正的核心技術各家都是藏著掖著。

其次，芯片制造生產設備的造價非常昂貴，即便是引進回來一條生產線，算是專利費、原料費用，生產的成本已經非常昂貴，根本不劃算。

最后，也是最重要的一點，就是國內缺乏相關領域的人才，就算狠心買回來設備，國內也沒人會修理，被騙了也不知道。

正是因為這些原因，691廠不得不放棄投資芯片公司的打算。

然而侯為貴就是不甘心：“他國外能造出來，我們怎么就造不出來！”

侯為貴越想就越發不甘心，恰好此時國內流行“下海”風潮，許多人紛紛南下創業。

受到這股風潮影響的侯為貴，在1985年放棄自己技術科長的身份，毅然南下深圳，擔任“中興半導體”的總經理。

這一年，侯為貴已經是44歲的年紀。

常說“四十不惑”。

侯為貴想得其實很簡單，他就是想研發屬于自己的芯片。

想要以實業與技術幫助為國家的建設添一份力。

或許正是因為他這種樸實的“理想”，才會有那么多的人才愿意跟隨他。

1985年，侯為貴帶著工人們苦干一年，到年終總結的時候，才發現全年一共就賺了35萬。

這筆錢看著不少，但是平攤到每一位工人的頭上，人均創收甚至不如路邊的修鞋匠。

侯為貴意識到，沒有屬于自己的核心技術，工廠的發展就只能“任人宰割”。

想要改變這一局面，那么就只能研發新技術，提高自己的市場競爭力。

于是從1996年開始，侯為貴就悄悄招募了一批高材生，私底下進行小型交換機的研發。

侯為貴之所以偷偷摸摸，只要是因為這家“中興半導體”并非他一個人所有，投資方根本不愿意走自主研發的道路。

在投資方看來，工廠只需要老老實實完成交代的訂單就好，至于其他的根本不用考慮。

與其自主研發的資金、時間，倒不如投入到新的生產線，擴大生產規模。

其實從這個時候開始，侯為貴與投資方的矛盾就已經出現。

只不過因為種種原因，這個矛盾還沒有爆發而已。

事實證明，侯為貴自主研發的策略是正確的。

在小型交換機研發出來之后，“中興半導體”順勢進入到手機部件生產的領域，進一步擴大的市場規模。

尤其是隨著手機越發流行，“中興半導體”的產值也越來越高。

短短四年的時間，“中興半導體”全年銷售額已經突破1億元。

王老板所提出的“小目標”，侯為貴在1992年就已經實現了。

不過就在這個時候，侯為貴與投資方的矛盾終于還是爆發了。

1992年，對于整個商界都是一個特殊的年份。

在這一年，無數高校學子、高知識分子受到鼓舞，選擇投身商海，以實業為各地創造財富。

其中就包括北大經濟學博士陳東升、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博士馮侖、北大西語系學士俞敏洪等人。

這批人無不是學識與能力并存、人脈與資金并重的人物，在發展公司的過程中嘗盡了甜頭。

不過這些人此時剛剛起步，還不足以影響到侯為貴。

侯為貴真正在意的是，這股風潮中有大批的高技術人才出現在市面上，這讓他更加容易招募到相關專業的人才。

要知道侯為貴從學校畢業的時候，大學生對于各地來說都是個寶貝，不管進入到哪個行業都不愁工作。

向侯為貴本來也是老師而已，結果后來不也從事了技術研發方面的工作。

這個年代的大學生能文能武，基本上不會出現在求職市場上。

到了侯為貴出來創業的1985年，距離教育環境發生改變也沒幾年。

能夠在1985年畢業并走出校園的學生，那最晚也得是1982年入學。

從1977年到1982年，所有的高校錄取人數加起來，也不超過才183.2萬人而已。

就這，還包括了大量的大專生，侯為貴想要招募到一個可靠的研究人才，其難度可想而知。

但是在1992年之后就不一樣了。

隨著1984年之后的高校擴招，培養出來的大學生已經越來越多，其中甚至還有許多讀研、讀博的學子也都陸續畢業了。

可以說，1992年這波“下海潮”中出現的人才，無論是人數還是質量都要遠超先前。

正是因此，侯為貴提議，借此機會廣招人才，擴大研究所的規模，加大對于研究的投入。

但侯為貴的這個提議，卻遭到一眾投資方的堅決反對。

用投資方給出的理由來說就是：“現在國際上有現成的技術，何必費心力自己研究，而且投入這么多進去，最后也不一定會有成果。”

這話可氣壞了侯為貴，他之所以放棄技術科長的身份，來到“中興半導體”擔任經理，為的不就是研發出屬于自己的芯片嗎？

合著投資方自始至終就沒有想過自主研發，也不認為侯為貴能夠研發出來。

或許其他的事情，侯為貴還會妥協一二，但這件事情，卻已經觸犯了他的底線。

侯為貴也不再猶豫，當場翻臉選擇辭職。

見到侯為貴這個“當家人”辭職之后，“中興半導體”研究所那些技術人員紛紛不干了。

能夠在“中興半導體”最困難的時候加入，一門心思搞研究的人，那都是一腔熱血渴望以技術改善國內環境的人才，自然也受不了投資方的理念。

這些人紛紛跟著侯為貴辭職，甚至不少人自掏腰包支持侯為貴組建新的研究所。

眼見著這么多人支持自己，侯為貴內心感動的同時，也生出一股責任感。

侯為貴自籌資金，在深圳成立“中興新通訊”，并與691廠、“廣宇工業”共同成立新的研究所。

至此，侯為貴終于可以安安心心主持研究。

3、

1995年，國際上出現了一種更為高效、更高質量的無線通訊技術——CDMA（聯通3G網絡使用的就是這門技術的衍生產物）。

不過因為這種技術還沒有流行開來，并沒有幾個國家選擇使用，國內也僅僅只有香港在嘗試這門技術。

侯為貴敏銳地發現了這門技術的前景，當即帶領隊伍跟進，不過由于現在“中興新通訊”要資金沒資金，要人才沒人才，所以只能算是摸索階段。

一直到1997年，侯為貴成立“中興通訊”之后，研究資金方面的問題才算是徹底解決。

但真正讓“中興”，對CDMA相關技術研發的工作順利開展，還是在趙先明加入之后的1998年。

趙先明，1997年畢業于哈爾濱工業大學，是通訊與電子系統專業工學博士。

自從1998年加入“中心”之后，便一直負責著CDMA相關產品的研發與管理工作。

也正是因為趙先明的加入，才讓“中興”補上了技術這最后一塊拼圖。

至此，侯為貴對內要錢有錢、要技術有技術，對外此時正趕上亞洲金融危機，正是企業大步擴張的時候。

到了2001年，“中興”已經拿下了聯通CDMA項目中，全國10個省份的基站系統采購合同，搶占超過7.5%的市場份額。

到了2002年，“中興”再次出手，拿下聯通CDMA二期項目，一舉奪得15%的市場份額。

至此，“中興”已經是國內CDMA領域數一數二的企業。

但就在這個時候侯為貴卻發現了一門新的商機——小靈通手機。

嚴格意義上來講，小靈通手機并不是此時才在中國出現。

早在1996年，浙江杭州余杭徐福新就開始嘗試小靈通的技術實現。

到了1998年，小靈通就已經開始在余杭小范圍的流行開來，唯一限制小靈通發展的就是，就是不確定這門技術是否有隱患。

直到2000年的時候，關于小靈通的相關標準得到補充，這也意味著小靈通獲得了各地“許可權”。

只不過，這個時候大家還是不敢確定，沒人愿意去當那第一個吃螃蟹的人。

侯為貴此時正在專心CDMA領域，自然也不會貿然插手小靈通行業。

不過，侯為貴卻不僅僅是在觀望，他已經做好了承接小靈通相關業務的準備，確保能夠第一時間分到一本羹。

事實證明，侯為貴做出的決策是明智的。

小靈通在2002年突然爆火，在全國200多座城市開通。

就在大家還沒有反應過來的時候，侯為貴突然高調宣布合作入場，從此正式進入到移動手機行業。

單單是2002這一年，小靈通就擁有了超過600萬的用戶。

如果按照當時月租20元來計算的話，光是這一年小靈通就營收14.4億，這還不算其他方面業務的營收。

而到了2004年，小靈通的用戶已經達到了6000萬，此時其他人想要入場已經晚了，只能坐看“中興”的做大。

據統計，光是這一年，小靈通就為“中興”貢獻了三分之一的收入。

侯為貴作為第一批吃螃蟹的人，可謂是賺得盆滿缽滿。

但這次的合作，帶給侯為貴的還遠不止能掙多少錢這么簡單。

最重要的是，這次的合作讓侯為貴徹底肯定了，移動手機市場未來的發展前景。

也堅定了侯為貴自主研發移動手機、智能手機的決心。

嘗到甜頭之后的侯為貴，開始自主研發移動手機、智能手機。

到了2009年，侯為貴率領的“中興”依然成為世界五大智能手機廠商之一。

甚至在之后5G技術剛出來的時候，侯為貴遙控指揮“中興”，投資613億研發5G，成功擠進5G市場。

一步先步步先，侯為貴將這一條準則玩得淋漓盡致，他總是能夠搶占在市場反應過來之前作出調整。

在巔峰時期，“中興”與“步步高”、“華為”等品牌分庭抗禮，成為國內家喻戶曉的品牌。

到如今，“中興”已經是手握80000個專利，光是投入生產、授權出去獲得利益的專利，就多達3000多個。

而“中興” 產能更是達到年出廠8653萬部手機，一年入賬907億。

侯為貴將當年那個不被投資商看好的“中興”，一步步帶到如今1088億資產的龐大帝國。

侯為貴，功不可沒。

但也恰恰正是如此，“中興”的發展其實也一直存在隱患的。

在2023年的時候，已經是74歲高齡的侯為貴準備退休，辭去在“中興”的相關管理職務，只留下一個非執行董事長的頭銜。

明眼人都能夠看出來，此時的侯為貴早已經想要安心養老了。

不過為“中興”奮斗了30年的侯為貴，確實也應該好好休息一下了。

然而侯為貴想要好好休息，但“中興”卻偏偏讓他休息不了。

2023年，就在“華為”遭受危機的時候，“中興”也因為5G技術，險些遭到滅頂之災。

然而是能想到，偌大的“中興”竟然找不到解決這件麻煩的人才，最后逼迫著已經76歲高齡的侯為貴臨危受命，再次掛帥上陣、赴美協商。

前前后后用了三個月的時間，侯為貴總算是幫“中興”化險為夷。

外界對于這件事情的評價是：“這是侯為貴給中興留下最好的禮物，但絕對不是最后的禮物。”

侯為貴對于“中興”的作用，明眼人都能看到。

但公司過度依賴個人決策，往往也是最危險的時候。

只能說，侯為貴一手締造了“中興神話”，但也因為保護的太好，讓“中興”失去了企業該有的抗壓能力。

也不知道是好是壞。

從當年出生于不太安定時代的農村小伙，到后來締造“中興”千億神話，侯為貴這一生是精彩的。

他的事業起點，靠著的是自己拼搏學習，考上南昌大學之后的際遇。

他事業的轉折點，則是面對“浪潮”是，敢于爭當弄潮兒的勇氣。

他能過創立之后的“中興”，也是因為他面對投資方決不妥協的堅守。

侯為貴從來都無法決定環境，但是他能夠決定自己。

為自己的目標堅持不懈的努力，無論面對任何阻撓都決不妥協。

這或許才是侯為貴能夠以44歲的年紀，創業成就“中興”千億帝國的制勝砝碼。